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及其借鉴与反思.docx

1、中国古代文明林雨13307100090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及其成果的借鉴与问题的反思摘要：如今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世界重要的商品生产国和商品输出国，但是我国的文化事业相比而言还有些落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回顾历史，发现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从外来商人、外来宗教、贸易商品、技术输出和货币输出这四个方面加以探索并总结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从而能够为我们今天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些许帮助。关键词：藩坊，宗教，陶瓷，指南针，火药，铜钱外流海上贸易历来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双向交

2、流的过程，通过海上贸易进行文化的交流以及实现本土文化的输出与传播也是我们目前想要实现的任务。恰好最近阅读了万历十五年和全球通史这两本书，对于书中建构的大历史观十分感兴趣，也想自己尝试一下。翻阅历史，发现两宋时期的经济环境与现在有些许相似，我尝试在了解、探索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希望能够为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些许借鉴与反思。一、 中国的洋人街“藩坊”贸易活动的主体是人，宋代繁荣的海上贸易必然会吸引大量的外商来华，根据记载“住（藩）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 朱彧：萍洲可谈卷2，四库全书精品文存(卷十八)，北京：团结出版社，1977年，第4

3、09页。“侨商冬季多归其国，其不归者亦多，谓之住唐。亦有五年十年不归，长居蕃坊者。”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51页。这里的“住唐”指的就是外国商人居住在中国，而所谓的“藩坊”就是宋朝政府规定的外国商人在中国的居住区域。藩坊是个很有趣的存在，一方面，它有些类似近代的租界，海外藩商在藩坊内部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权。宋朝人朱彧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居住，置蕃长一人，勾管蕃坊公事，专切招诱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 朱彧：萍洲可谈卷2。所谓藩长，就是宋朝政府在藩商中挑选的藩坊管理人员，负责管理藩坊的公共事务并且协助市舶司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宋代的藩坊基

4、本能够实现外国人的自我管理，宋朝政府也给予了藩长一定的司法审判权，对于藩坊内部藩商之间的纠纷，藩长可以按照本国的习惯法予以解决而不必交由官府审理；另一方面，藩坊似乎更像是国外的“唐人街”，自我管理绝不等同于可以损害主权。宋史中记载了1171年出任泉州知府的汪大猷反对藩商犯罪可以依据本国习惯法予以惩处的惯例，而坚持依照宋朝法律审判这件事，“故事，藩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乎？苟在吾境，当用吾法。” 宋史卷400，汪大猷传，中华书局，1977年。而且，史书中也有过记载，对于藩商和汉人之间的纠纷矛盾，也必须根据宋朝法律进行审理。我想，宋朝在保护外商合法权益并且尊重外商

5、的风俗习惯方面和保持我国主权完整方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当时也算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宋朝为了便于管理，也制定了禁止外商与中国人混杂居住的法律，“是化外人，法不当城居。” 朱熹：宋文公集卷98，朝奉大夫傅公行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既限制了外商想要更广泛地进行贸易的目标，也阻碍了外商与汉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庆幸的是，这项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于是才有了“岁益久，定居城中，居室稍奢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 岳珂：桯史卷11，番禹海僚，中华书局，1981年。这样的繁华，才有了“雍熙间，（曾

6、）有僧啰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 赵汝适：诸藩志卷上，“天竺国”条，中华书局，1996年。这些历史建筑。宋代外商以“藩坊”为中心，积极向四周扩散，很好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那些与汉人混居的外商，更是成了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排头兵。最初，外商大多都会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比如“广州的蕃客至今但不食猪肉”，“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 黄纯艳：宋代来华外商述论，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76页。等饮食风俗，广州蕃坊见蕃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 同上。等娱乐

7、习俗，有些外商还会在家中栽种本国的花木，“制龙涎者无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素馨唯蕃巷种者尤香,恐亦别有法耳。龙涎得以蕃巷花为正。” 同上。虽然表面看起来外商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很不相同，但是双方也在潜移默化中彼此影响着。茉莉、素馨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花卉就是经由藩商传入我国的，槟郎、杨桃等很多水果也是外商引进的。而很多外商在中国久居之后，生活习惯便越来越接近汉人。最显著的一方面就是服饰，久居的外商“巾袍履笏如华人。” 朱彧：萍洲可谈卷2。而且宋代还有不少外商在中国世代居住，于是就有了宋史中所谓的“土生藩客”，他们尽管还是外国血统，但是从小就在中国长大，熟习中国文化，成年后通常也会从事海上贸易，

8、又成为了向外国传播中国文化的力量。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宋朝政府还曾为外商改变过国初的法律限制，允许外国人与汉人结婚。这种血缘上的直接融合极大程度地促进了中西文明的交融。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有外商与皇室宗亲联姻，萍州可谈记载道“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 朱彧：萍州可谈卷2。，泉州也有“贾胡莆姓求婚宗邸。”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5。在这种背景之下，向来传统保守的中国古代政府允许藩商子弟就学并且参加科举考试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外国人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宋朝的正式官员，根据史料记载，大食蕃商蒲寿庚官至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制置使，官居二品，同时领泉州市舶司三十年。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17

9、1页。可谓是宋代官职最高的外国人。直接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公平地授予他们官职，这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程度的开放了。而今天，正值上海自贸区蓬勃发展之际，我们也需要找到上文提到过的尊重外商和保护我国主权独立的平衡点。自贸区内部人员和产业的独特性要求我们必须在其内部采取不同的政策，适当程度的自我管理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有前提条件，不能损害到我国的主权独立和完整，也不能因为给予外商优惠和保护外国人权利而有损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的权利。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鼓励自贸区的外商外资走出来，把自贸区看做中国和外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利用这个枢纽提供的平台和通道积极向外扩展，实现中西经济文化双向的交流。

10、文化只有在充分接触碰撞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交流和借鉴，过多的地域上的限制反而会阻碍文化的发展，甚至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也可以更加开放一些，引进的外国人才不 一定只能去企业进行科研，也可以进入政府部门。有时，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路，很多难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二、 外来宗教在沿海城市的发展宋代是各种外来宗教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但这一次的发展既不同于隋唐时佛教等宗教经由陆路的东传，也不同于明清时期传教士自上而下的传教，而是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众多外商来华定居之后“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传播。正是因为这些外商来华主要是为了进行海上贸易，所以他们才能够得到宋朝政府的各种优

11、待措施。借以尊重藩商的风俗习惯等政策，这些外商竟然获得了比传教士和僧人更加自由的传教条件。再加上商人大多十分富有，为了能在异国他乡进行礼拜仪式，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在中国的城市修建清真寺等各色寺庙。以点带面，这些寺庙又成为了宗教在当地传播的大本营，中国的百姓在不知不觉间渐渐了解了这些外来宗教，进而有些人找到了新的宗教信仰。宋代沿海城市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主要得益于众多的阿拉伯商人定居中国。虽然穆斯林并没有主动传播伊斯兰教的意图，但是他们的移居必然导致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和世袭传播。 姜歆：论宋代在华穆斯林的法律地位兼论伊斯兰教在宋时的传播与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7月第4期，

12、第86页。根据史料记载，北宋建造最早的清真寺是宁波清真寺，共有两处，一处是镇海清真寺，“县西十里，宋建隆三年(962年)建” 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卷33，“寺观”。；另一处是鄞县清真寺，“鄞邑之有回回堂。肇始于宋咸平间(9981003年)，初建于东南隅狮子桥北。” 马瀛：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回教。而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城中活跃着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在另一个沿海港口城市广州，对清真寺和清真寺内部的装饰更是有着生动的记载：“獠（指阿拉伯人）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

13、主，拜者皆向之后有窣堵坡，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 岳珂：桯史卷9，番禹海僚。这里的“祈福有堂”指的就是清真寺中的礼拜堂，而所谓“高入云表”的“窣堵坡”，就是礼拜堂中用来登高呼唤信徒作礼拜的塔。 李喜所 主编，陈尚胜 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要说到宋代宗教最为兴盛的城市，那就非泉州莫属了。位于泉州东南的艾苏哈卜清真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而泉州凭借其优越的港口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商，各种宗教在泉州交融发展，使得泉州有了“宗教博物馆”的美称。同时，其他很多宗教也随着各地的商人的流动再次传入中国或是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4、。例如，摩尼教随着波斯商人的脚步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并且在北宋时期广泛流传于淮西、江东、江西等地。 林文明：摩尼教的草庵遗迹，海交史研究1978年刊。泉州石刀山麓的摩尼寺，就是建于南宋初年，有出土文物记载：“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赵紫阳在石刀山之麓，筑龙泉书院。夜中常见院后有五彩光华，于是僧人吉祥，募资琢佛容建之，寺曰摩尼寺。” 西山杂志“草庵”条。（抄本今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989年春，温州苍南县文物部门发现一块摩尼教碑。碑文中有“曰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盖彭氏之先所建也”等语，据考证此寺建于南宋后期。 周梦江：从苍南摩教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又如印

15、度教随着印度商人的步伐也在宋代传到中国。泉州有印度教的石刻，韩振华先生认为，泉州印度教石刻“其年代未能早于宋元之间以前（亦即13世纪以前）。”“非传自南洋，而是来自印度本土。” 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而景教在宋代也有一定程度的流传，韩振华先生说宋代“在泉州之景教徒为数应是不少，由于屡有发现景教墓碑后，可以知之。” 同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宋代宗教发展比较繁荣的城市同时也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和商业城市，大量流动的商人和长期定居中国的外商是促进宗教繁荣的重要力量。人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些外商只是简单地在中国延续了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延续了他们原有的风俗习

16、惯，却在更深层次上使得更多宗教进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其实，人才是文化传播的最好载体，每一次人口的迁移都意味着一次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但是，在这里，我却想问，为什么外商来华能够使得宗教在中国广为流传，而我们的商人却不能够把中国的儒学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西亚、非洲、欧洲等地？也许其中一个解释是中国商人不善于也不喜欢进行超长距离的贸易。宋代的中国商人广泛活跃于日韩和东南亚等地，因而儒学在这些地方得以传播；但是西亚、欧洲到中国的贸易线路几乎被阿拉伯人垄断，所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几乎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儒学无法在西方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这可不可以算是历史给我们中国人上的一课呢？当我们今天

17、进行对外贸易，讲文化输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次忽视人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作用。我们应该借鉴儒学向东亚和东南亚传播的历史经验，让中国的优秀人才走出去，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到世界各国的国会演讲厅，到各个大学的报告厅去，用对话交流的方式让外国再次了解中国。让外国人从身边的中国朋友那里了解中国文化，让外国商人在和中国商人的贸易往来中彼此交流文化，让更多的中国文化名人以及他们身上蕴含的中国文化被世界所知晓。三、既是丝瓷之路，也是香药之路当我们强调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各种商品本身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伴随商品进口过程和外销过程的文化交流过程。两宋时期的海上

18、贸易航线尤其是中国与西亚、欧洲之间的的贸易航线又被称为是丝瓷之路和香药之路。顾名思义，中国的丝绸和陶瓷以及欧洲的香药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在宋代，瓷器取代丝绸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品。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瓷器的出口范围十分广泛，首先是邻近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不过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因而瓷器对他们来说只是常见的日用品，使用价值远远高于观赏价值或是文化价值。而在距离中国较远的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瓷器因为具有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双重优势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宋代的越窑瓷、华南白瓷、龙泉青瓷等“这类出土的陶瓷在中东无论哪个遗址都有发现

19、” 日 三上次男 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三上次男甚至这样描述道：“中国陶瓷自九至十世纪起，就像水的渗透似地扩散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城市” 同上，第82页。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有六七十万片陶瓷，其中中国瓷超过两万片。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福斯塔特城“中国陶瓷不只是从有限的少数房屋中出土，而是几乎所有房屋都有出土，所以在福斯塔特一定是相当多的家庭里普遍地使用着”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150页。，进口商品能够普及到如此的程度，足见宋代瓷器在世界商品市场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瓷器上都会绘

20、有各种图案和花纹，宋代出口瓷器上的各种图案必定带有了中国文化的烙印。一国的文化符号因为附着在了最畅销的商品上而得到了世界性的传播，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知晓，难道不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最快途径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迄今为止，在欧洲尚未出土14、15世纪以前的中国瓷器。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第38页。不过，欧洲瓷器史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在欧洲曾把一只宋瓷碗放在一副用1450克银子制的托架上作装饰” 英 简迪维斯：欧洲瓷器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页。由此可见，宋瓷在欧洲是极为珍贵的，宋瓷极少进入欧洲也是事实。但是对比当时欧洲与北非、西亚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及陶瓷在北非和西亚的盛行，这的确是

21、一个奇怪的现象，其原因学界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当我们跳出两宋这个历史区间，单纯考虑陶瓷作为商品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说陶瓷已经成为了中国的象征，陶瓷的英文单词china与中国的英文名China一样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而阅读史料，似乎欧洲人更是对瓷器有着狂热的喜爱，“在公元1604到1656年之间，荷兰进口了三百多万件瓷器。”“仅瑞典一国，在1750年和1775年间就进口了一千一百万件瓷器。” 同上，第10页。然后当我们再次考虑瓷器上绘有的各种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图案，以及诸多因为喜爱中国瓷器进而想要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之后，我们不得不惊叹商品输出过程中附加

22、的文化输出是多么地快速，多么地有效。至于丝绸，自汉代开始都是我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是自从6世纪中期拜占庭偷到了养蚕织丝技术后，中国丝绸在欧洲市场的发展速度就减慢了。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第36页。而且丝绸的外销路径与陶瓷基本相同，但丝绸本身所容纳的文化内涵又远小于陶瓷，所以在此就不赘述了。贸易必然是一个双向往来的过程，在中国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商品的同时，很多外来商品也进入了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商品就是香药。我想首先有必要解释下香药这个名词，笔者之前也想当然地将香药理解为香料和药材。但是在查阅资料后发现，香药其实只能指代一种物品，即可以药用的香料。香药的进口首先是促进了宋朝沿海城市加工业的

23、发展。进口的香药大多是半成品，为了满足不同阶层消费者的需要，必须要对其进行加工。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宋朝的民间匠人真的是对各种香药都有很透彻的研究和认识，并且富有创造性的发明了各种香药的配制方法。岭外代答、游宦纪闻、墨庄漫录、陈氏香谱、香谱等众多古籍都对香药的特性以及香药的配置方法有过记载，可见外来香药的传入在改变宋朝百姓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民间手工艺的发展，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技术资料和文化资料。同时，香药之所以叫做香药，正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宋代的很多郎中医师对各种香药都有过研究，根据它们的不同特性配制出新的药方，并且运用到临床治疗当中。香谱、墨庄漫录、和香方、游宦纪闻、密斋笔记等书籍都

24、记录过各种香药的药理特性，夷坚志补、夷坚丁志、志雅堂杂钞、癸辛杂识等书籍则记载了很多临床治疗的例子或是药方。香药入药可以算是外来文化对中医文化的一次丰富与提高，能够对外来的新物品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大胆的尝试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中医的包容性与进步性。而这些成果的背后都离不开海上贸易的基础性作用，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我们专注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文化的载体和其物质存在形态。中国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商品制造国和出口国，made in China的商品遍布全球各地。但是这些在中国生产的商品中蕴含了多少中国元素，又有多少人在使用它们的时候能够联想到中国，其比例真的是少之又少。当我们在说提

25、升文化竞争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时候，不应该把文化独立开来，而是应该充分利用商品这个文化的物质载体，将文化的符号、内涵、寓意融入我国制造的商品当中。那么，当这些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商品被出口，被使用的时候，消费者也就在潜移默化之中接触到了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文化，实现了文化的交流。同时，对于外来的商品，我们也可以对其进行二次的开发与研究，将其融入我们已有的文化体系中，使得中国文化得以不断地发展进步。四、技术输出与铜钱外流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伴随贸易过程的技术输出和铜钱外流。当然，贸易过程必然伴随了技术交流和货币交换，但是以指南针和火药为代表的技术输出和大量的铜钱外流现象，就值得我们关

26、注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末年朱彧萍州可谈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两书中。 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364页。萍州可谈中记载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朱彧：萍州可谈，卷2。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指南针在北宋末年已经广泛应用于航海。而北宋的海上贸易已经是十分发达，指南针技术经由海路向西方传播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正是得益于宋代发达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指南针技术的西传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英国人亚历山大尼科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年）在1190年就提到了航海罗盘，这是欧洲有关指南针导航术的最早记载，

27、仅比成书于1119年的萍州可谈晚了71年。不过，把指南针技术传播到欧洲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阿拉伯人，张广达先生认为“阿拉伯人的指南航海术是从中国学得的，随后又传播到欧洲的。” 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第159页。之后，欧洲人又学习了中国航海家绘制的印度洋航海图并且自行绘制了新的航海图，辅助以改进过的指南针，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同时，在绘制航海图的过程中使用的圆柱正形投影法也奠定了现代地图科学的基础。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83页。借用沈福伟先生的评价：“而这些成就，正是由于受到中国航海家们传

28、给欧洲的罗盘和航海图的启发而实现的。”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8-349页。足见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火药的西传与指南针技术的西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一是火药和火器技术最初也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海路在南宋时期传入埃及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在蒙元时期还因为蒙古军队西征从而经过陆路传入阿拉伯国家，但是这一路线与本文所论述主体关联度较低，因而不做详述。），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1437页。二是阿拉伯人又一次作为了媒介，将火药和火器技术传入了欧洲。查阅资料得知，在南宋时期，通往阿拉伯的中国商船都备有自卫武器，火药和火器技术很可能是作为贸易过程的附带品而传入了阿拉伯世

29、界。同时，硝石也是宋朝出口阿拉伯国家的商品之一，作为原料都能够拥有海外市场，可见宋代的火药技术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不过，根据诸藩志记载，阿拉伯人对火药还进行了改进，使得其更加适用于作战。在主动进行技术传播和交流方面，阿拉伯人走在了古代中国人的前面。而两宋时期海上贸易另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严重的铜钱外流。宋代铜钱的外流十分严重，甚至加剧了钱荒（铜钱短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第40页。单纯在宋朝这个历史背景下看铜钱外流现象，当然不是一个好现象。受制于生产力的限制，国家每年生产的铜钱总量是有限的，因而大量的铜钱外流必然会影响到国内物价的稳定。不过，我们可

30、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宋朝政府发行的铜钱能够有如此大的需求，说明这种货币的价值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本国的货币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国内直接流通使用，其实对中国的商人和商品生产者是十分有利的。宋朝时期繁荣的海上贸易把东南亚营造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市场，而中国的铜钱作为小额货币在其中可以通行无阻，甚至可以认为此时的铜钱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区域货币的地位。如果铜钱的生产量足够大，那么中国将能够利用本国货币的通行地位在贸易往来中获得巨大优势。同时，货币本身就是一国的象征，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宋代铜钱在海外的广泛流通，同时也就伴随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宋朝在当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能

31、够进行大量的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当我们今天也在试图进行文化输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只有好的商品和先进的技术才能够得到他人、他国的认可，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同时，当我们今天已经不存在货币的生产障碍的时候，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我们也应该大力推广人民币结算，做好货币价值保证，提高货币兑换自由度，最终受益的也还是货币发行国，不论是在纯粹的商业领域，还是在难以量化的文化领域。唐太宗李世民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今天的影子；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晓事物发展的规律；回顾历史，我们收获颇丰。希望我个人对历史的一些见解以及与现实的联系能够对

32、我们今天的海上贸易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有些许作用，也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基础上能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和文化强国。参考文献：一、古籍：1. 蔡永蒹：西山杂志。2. 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卷33。3. 陈敬：陈氏香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4. 范晔：和香方。5. 洪刍：香谱。6. 洪迈：夷坚志补、夷坚志补，丛书集成初编本。7.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5。8. 马瀛：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回教。9. 脱脱：宋史卷400，汪大猷传，中华书局，1977年。10. 谢采伯：密斋笔记。11.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丛书集成初编本。12. 岳珂：桯史卷11，番禹海僚，中华书局，19

33、81年。13. 张邦基：墨庄漫录。14. 张世南 等撰：游宦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15. 赵汝适：诸藩志，杨博文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16. 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97年。17. 周密：志雅堂杂钞。18. 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2006年。19. 朱熹：宋文公集卷98，朝奉大夫傅公行状。20. 朱彧：萍州可谈，四库全书精品文存(卷十八)，北京：团结出版社，1977年。二、今人著作：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2.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 日 三上次男 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4

34、. 日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5. 英 简迪维斯：欧洲瓷器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6. 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7.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 李喜所 主编，陈尚胜 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9.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 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1.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 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

35、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三、今人论文：1. 曹家齐：海外贸易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中国港口2012年第10期，第15-17页。2. 陈鹏飞：宋代海外蕃商的法律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109-113页。3. 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4. 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48-56页。5. 黄纯艳：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78-83页。6. 黄纯艳：论宋代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国家航海2012年第2期，第44-53页。7. 黄纯

36、艳：宋代来华外商述论，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72-78页。8. 姜歆：论宋代在华穆斯林的法律地位兼论伊斯兰教在宋时的传播与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7月第4期，第86页。9. 李庆新：南宋海外贸易中的外销瓷、钱币、金属制品及其他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9月，第121-131页。10. 林文明：摩尼教的草庵遗迹，海交史研究1978年刊。11. 刘晓华、霍月红：宋代中西文化交流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12期，第91-92页。12. 卢山：宋代港市与文化，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第68-70页。13. 吕变庭：略论宋代伊斯兰教建筑，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4月第2期，第70-76页。

37、14.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15. 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东疆学刊，2000年10月第4期，第35-41页。16. 徐规、周梦江：宋代两浙的海外贸易，浙江大学学报1979年5月第1期，第137-146页。17. 杨家俊：简论宋代的外商政策，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27页。18. 姚培锋、金毅：试论宋代浙东沿海市镇的海外贸易及其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10月第5期，第21-29页。19. 郑学檬：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45-50页。20. 周梦江：从苍南摩教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21. 朱爱武：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第116-122页。22. 朱爱武：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宁波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62-66页。11